殡葬用品店的纸钱味道,像是旧书页和灰尘混合着某种说不清的甜腻香料,钻进我的鼻腔。站在柜台后面,我熟练地将一沓金色纸元宝叠好,放进塑料展示架。 门外,秋雨绵绵。这座北方小城的十月,梧桐叶子正大片大片掉落,湿漉漉地贴在人行道上。 “小陈,把那几个花圈搬进去吧,淋湿了就不好卖了。”李大爷从后面的工作间探出头来,花白的头发上沾着几点金粉。 我点点头,走出柜台。他身形瘦高,动作却出奇地沉稳,搬起两个大花圈毫不费力。一年前,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在这家离殡仪馆只有两百米的殡葬用品店打工。那时他还在市里最高档的写字楼,领着令人艳羡的薪水,规划着如何快速晋升。 我想不通人生的坠落为何可以如此迅速。 店门上的铃铛响了,李大爷的老伴刘奶奶拎着菜篮子进来,一边收伞一边说:“启明,我买了条鲤鱼,晚上做你爱吃的红烧鱼。” 我心里一暖。这对老夫妇给我的不仅是工作,更像是一种救赎。当我走投无路,在网上看到这则招聘信息时,原本只是绝望中的最后一试,没想到老两口不仅收留了他,还开出了高工资——“这行当,年轻人都不愿意干,能留下就不容易。”李大爷当时这么说。 傍晚,店里清闲下来我坐在柜台后,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,思绪飘回了二十年前。 我和三蛋子——大名叫许穆彦的那个家伙——并排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分享一包五毛钱的辣条。 “启明,你长大想干啥?”满嘴油光的三蛋子问。 “去大城市,坐办公室,挣大钱!”我信誓旦旦,“你呢?” “我?”三蛋子眨眨眼,“我就跟着你混,你干啥我干啥。”那个时候的我嘴角不自觉地扬起。那时候,我是村里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成绩优异,老师喜欢;而三蛋子则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,成绩吊车尾,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。 谁能想到,二十年后,三蛋子成了许总,而我,在这里折纸元宝、卖花圈。 “想啥呢?”刘奶奶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回忆。她端着一杯热茶放在柜台上,“一下午没说话了。” 陈启明接过茶杯:“想起小时候的事...